塑料制品的风行，在于它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既有便利可用，人们当然会接受。塑料制品的被限，在于它带来环境污染，事关国计民生，政府当然要治理。破解这个矛盾，一方面需要合适的相关替代品，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监管机制。

　　10日，市发改委等部门公布《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(2020—2025年)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“限塑10条”)，媒体报道称，“这意味着更严厉的限塑令即将落地北京”。“限塑”推行多年，相关规定、举措早已超过三令五申，但至今却依然令行不止，阻力重重。这是为什么？

　　应该承认，每次“限塑令”实施之初，确实颇有成效。别的不说，只大小商家纷纷推出塑料袋收费一条，就使不少人改变了购物习惯，自备包装的日渐增多。但“好景”不长，本来已有收敛的商家眼见执行力度不足，又纷纷恢复免费塑料袋“供应”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快递、外卖等新业态的迅猛发展，塑料包装、餐盒等的使用量飙升，给“白色污染”治理之路带来了更大更多的困扰。

　　塑料制品的风行，在于它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既有便利可用，人们当然会接受。塑料制品的被限，在于它带来环境污染，事关国计民生，政府当然要治理。破解这个矛盾，一方面需要合适的相关替代品，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监管机制。如果二者都不能满足，“限塑令”令行不止就不奇怪了。

　　此次“限塑10条”提出，市民生活中的吃、住、购将全面“减塑”。这固然是必须的，作为公民也应该有这个自觉。但同时还需要明确，在“限塑”问题上，消费(使用)只是中间环节，生产源头才是关键所在。

　　某些塑料制品之所以构成环境污染，在于其不可降解。那么，限制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生产才是治理的关键所在。管住了不合格塑料制品的生产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“白色污染”。换言之，“限塑”行动应该在源头治理上下更大的功夫。

　　有人算了一笔账：生产方面，不合格塑料袋成本仅需几分钱，而可降解塑料袋成本是前者的2至3倍，无纺布袋等替代品成本更是原来的数十倍，商家和消费者都不愿接受。监管方面，商家(特别是市场摊主、街边小店)分散、流动，监管者顾此失彼；不合格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厂商隐蔽性强，管理部门查处困难，以致造成开支“比塑料袋的成本高出许多”。基于这样的“计算”，所以源头治理很难。

　　上述说法虽是实情，但面对环境保护这个国策，也只能算枝节问题。“限塑”必须“算大账”——任何行政执法都需要成本，“限塑”成本并不一定比其他执法行动更高。不合格塑料制品的生产或销售厂商再隐蔽，也未必比其他经济案件更难追查；大小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在市场管理部门的监控之下，查没不合格塑料制品还算难题吗？可见，“限塑”的关键不在成本，而在是不是把它当作大事、当作“硬”任务来办。

　　“限塑”关系到环境保护、社会发展大局，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，现在付出一些成本，实现未来环境友好，是值得的。事实上，管住了不合格塑料制品的源头，没有了“价廉物美”的包装物，商家为了生意，就不得不设法降低经营成本，或回收再利用；消费者若不想接受付费，也只能自备包装物，自行“减塑”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逐步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和社会风气。（张刃）

　　(文章来源：劳动午报，作者：周迎春)